3000多年前巴人的烟火人生

　　清晨，江雾还未散尽，云阳大地坪台地上，几座木骨泥墙的房屋已升起袅袅炊烟。一位巴人女子盘坐门前，手中陶纺轮飞速旋转，将野麻纤维捻成细线;不远处的梯田里，稻秧初绿，有人正弯腰除草;猪圈里传来几声哼哼，惊起了竹林间的鸟雀。江面上，几只独木舟顺流而下，船上堆着新煮的盐块——它们将沿着长江，被运往远方。

　　——这不是电影画面，而是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杨华通过系列研究，还原的夏商时期巴人生活场景。

　　9月2日，杨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3000多年前，巴人已经过上了以稻作农业为主、家畜饲养和渔猎并举的安稳定居生活，甚至开始开发利用盐业资源，参与跨区域的物资交换。”

　　透过三峡库区考古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和大量动植物遗存，巴人的日常正从尘土中一点点“苏醒”。

　　田里有稻 圈里有猪

　　3000多年前的巴人，靠什么填饱肚子?答案是：米和肉。

　　在云阳大地坪遗址，考古队员从陶土中筛选出一粒粒炭化的稻谷。“这些水稻同时包含粳稻和籼稻，碳十四测年显示距今约5150年。”杨华介绍，到了夏商时期，水稻种植更加普及，已成为巴人最重要的主食。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与云阳相邻的万州中坝子遗址。在那里，考古人员清理出一片商代水田遗迹——田块边界清晰可辨，引水沟和排水沟纵横交错，犁沟深深浅浅地刻在田底。

　　让人惊喜的是，泥土中还保留了人和牛的脚印。“这说明当时的巴人已掌握相当成熟的稻田灌溉技术，有规划地进行田间管理。”杨华说。

　　有了粮食，还要有肉。在李家坝、大地坪等遗址的灰坑和房屋堆积中，猪骨是最常见的动物遗存，数量远超其他动物。“从骨骼形态判断，这些猪已属于驯养家猪，是当时最主要的肉食来源。”杨华说，“这意味着这个群体已过上相对安稳的定居生活。如果四处迁徙，是没有条件长期养猪的。”

　　考古学家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牛、羊、鸡的骨骼，这说明他们的肉食结构已经相当丰富，不再完全依赖狩猎和捕捞。

　　当一个群体从狩猎为主转向饲养为主，意味着他们对自然的依赖减弱了，对自身生活的掌控力增强了。

　　纺轮旋转 针线缝衣

　　解决了吃的问题，巴人开始琢磨穿和用。

　　在李家坝遗址夏商时期地层中，出土了多件陶纺轮——圆饼形、覆盆状、半球状，中间皆有穿孔。这些直径不过几厘米的小物件，见证了巴人纺织业的起步。

　　“纺轮虽小，意义重大。”杨华说，“夏商时期的巴人妇女用木棍插入中间孔洞，将野生麻类纤维捻搓成线，再通过腰机织成布匹。这是当时家庭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统计显示，商周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纺轮数量明显多于新石器时代，形态也更加多样，“说明纺织技术在进步，产量在增加。”

　　在云阳佘家嘴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骨针和骨锥。“有了线和针，缝制衣物就成为可能。巴人不再完全依赖兽皮蔽体。”杨华说，“不过这一时期的纺织还停留在‘自给自足’层面，尚未出现规模化生产。”

　　这些不起眼的小纺轮，让3000多年前巴人女性的日常有了温度——她们坐在屋檐下，一边搓着麻线，一边照看院坝里嬉闹的孩子，远处的男人正在水田里劳作。

　　除了纺织，制陶也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云阳地区夏商时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罐、釜、碗、盆、钵、鬶、盉……品类丰富。当时的陶器制作以手制为主，部分器物采用泥条盘筑后再用慢轮修整。2003年大地坪遗址商时期地层中，发现了一座靴形陶窑。“虽然保存不完整，但足以证明当时已有专门的烧陶场所。”杨华说，“从陶器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制陶已经超越了家庭自用，开始有了专业化分工。”

　　木骨泥墙 木桩架屋

　　当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巴人开始建造更稳固的居所。

　　先民们把家安在长江和支流沿岸的台地上。在云阳大地坪、李家坝、佘家嘴等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夏商时期的房屋基址。这些房屋有“地面式”“半地穴式”和“干栏式”3种形制。

　　其中，采用最多的是“干栏式建筑”——先在斜坡地上竖立木桩，再在上面铺设木板搭建房屋，下层架空，上层住人。这种“人居楼上”的模式，在今天仍可见到。“既能防潮，又能避免野兽侵扰，非常适应重庆山区的环境。”杨华说。

　　这些细节并非凭空想象——考古发掘给出了坚实的证据。李家坝遗址1997年清理的一处商周时期房址，平面呈长方形，长约4米，四周分布着11个柱洞，排列得整整齐齐，清晰勾勒出房屋的轮廓。另一处房址内发现了13个柱洞，密集地排成两列——那是支撑屋顶和墙壁的立柱留下的痕迹。

　　更让专家们惊喜的是，在大地坪遗址商代地层中，竟然发现了筒瓦。“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三峡地区要到西周以后才有瓦片，大地坪遗址的发现把这个时间一下子推到了商代。”杨华说。

　　瓦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有一些规格较高的建筑，它们很可能是村落中的公共活动场所，或者部落首领的居所。

　　盐泉作媒 舟楫为路

　　解决了吃、穿、住，还有一个重要需求摆在巴人面前——盐。

　　在3000多年前，盐是关乎生存的重要资源。除了调味，盐还是最好的防腐剂，可以腌制鱼肉、保存食物;在物物交换的年代，盐也是最硬的“通货”，走到哪里都有人要。正因如此，“盐业可能是当时巴人参与跨区域交换最重要的物资。”杨华说。

　　更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发现，云阳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向西与川西平原、向东与江汉平原都有相似之处。一些带有中原风格的陶器——鬶、盉等，沿着长江从鄂西进入三峡，又溯江西行，一路传到了成都平原。“这个分布范围，很可能就是早期巴人通过盐业贸易建立起来的文化影响圈。”

　　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曾提出：“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3000多年前的巴人也许并不清楚“文化”是什么，但他们知道：守着盐泉，就有生计;把盐卖出去，就能换回自己需要的物资。而正是这种面向江河的开放姿态，让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薪火，越烧越旺。从汤溪河到澎溪河，再到万里长江，巴人用一艘艘独木舟，把盐运向了远方，也把远方的文化带回了家乡。

　　从大地坪的稻田到李家坝的纺轮，从澎溪河畔的盐泉到长江岸边的渔网——3000多年前，巴人已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盐卖”的稳定社会。

　　“他们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山野间，而是通过与周邻地区的交流，一步步融入更大范围的文明网络中。”杨华说，“这证明，巴文化一直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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