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的边界：影视叙事中史实与艺术的博弈

　　近年来，多部热门历史题材影视剧作品陷入有关历史真实性的舆论风波，如《长安三万里》《风起大漠》《人生若如初见》等，以及火热营销却草草收场的剧版《长安的荔枝》。来自史学界、文艺评论界及普通观众对于这些作品的质疑声林林总总，不一而论。笔者主要着眼于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作品中的历史真实失范问题，讨论一下其具体表征及背后的深层逻辑。

　　艺术真实的尺度：与历史真实的较量

　　直到被现代主义观念颠覆之前，“真善美”作为艺术的本质属性，得到了长期且广泛的认可。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论断，常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奉为圭臬，尽管其本意并不尽于此。苏联重要美学家别林斯基也有过类似表达，“诗人不必拘泥于字面意义上的历史真实，他只需忠实‘可能的真实’，即那些根据理性判断与必然性法则可能或应当发生的事情。”再者，王国维的“境界说”中亦表达了艺术真实是“合乎自然”与“邻于理想”的统一。因此，众多热衷于虚构历史、解构历史乃至颠覆历史的人士，不难找到对自己有利的理论支撑。

　　然而，影视剧作为一种以“场景”为表达手段的艺术形式，从编剧到导演、美术等各个环节，无致力于追求真实感的再现。因此，自其成为大众主要消费娱乐的文化产品以来，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论争便从未停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港台文化大规模涌入内地，台剧《戏说乾隆》一度风头无两，堪称当时的现象级爆款。该剧更是将“戏说”二字堂而皇之地标榜出来，与传统历史正剧如《雍正王朝》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此，大多数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往往默认“戏说”为理所当然。反倒是正剧，需要特别强调其并非“戏说”出身。即便如此，如《康熙王朝》这样公认史实考据严谨扎实的佳作，也会出现孝庄太后频频以谥号自称“我孝庄”这类历史真实性失范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本就在娱乐化和商业化潮流中浮沉的其他作品了。

　　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剧再次迎来高峰期，这一现象离不开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背景，推动了传统文化内容的创作繁荣。必须承认，制作精良、功底扎实的好作品比比皆是，然而客观来看，历史真实性的失范现象却愈发严重。其原因不仅在于创作者历史功底的薄弱和对真实历史了解不足，更深层地暴露出文化运作的内在逻辑问题，折射出当前文化转型期内的观念与立场之争。

　　历史考据的失范危机：历史庄严性与艺术解构权之争

　　历史考据的失范是影视剧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随着观众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网络证伪手段的日益便捷等，一些俗称“硬伤”的常识性错误越来越容易被观众察觉和关注，甚至可能引发相关舆情。例如，近年来在网络翻红的电视剧《如懿传》中，出现了乾隆年间的宫廷玉米宴，然而据历史考据，中国普遍种植玉米是嘉庆年间之后的事情。再如《大秦赋》中出现了东汉时期才有的马镫，而《山河月明》中明朝官员竟然行着清朝的“打千”礼……这些在历史器物、制度礼仪、地理科技等层面的失范和错漏，显然损害了作品的总体质感，削弱了某些“正剧”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尽管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被谅解，但只要加以重视，并通过强化历史考据，完全能够避免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至于某些审美意蕴的文化错置问题，更容易引发艺术创作对历史真实解构权争议。如《大唐女法医》中精致的日式枯山水景观，以及诸多古装影视剧中频繁出现的纵深百米以上的幽暗宫廷大殿(中国现存最大古代宫殿太和殿纵深37米)，其中或许有影像视觉美感的考量，却无疑是对史实的忽视。这类问题的质疑往往更容易激起创作者的反击，“历史剧不是写史书，连这点创作自由都没有吗?”然而，这其中涉及了大众文化产品对群体审美意识的塑造问题。试问，当为数不少的观众认为日式风格就能代表大唐气象，在清宫戏中看到除了男性人均留辫之外，女性角色却梳着各式各样的现代潮人发型，还觉得这就是清朝的真实审美时，这种影视审美文化的负面导向作用，似乎不能轻易一笔带过?

　　价值取向的错位：不同史观的潜在矛盾

　　综观当下影视剧创作现状，在诸多历史逻辑失范问题中，最需引起重视的莫过于价值观取向错位所引发的不同史观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这表现为将当代价值观强加于古人，或是简单地将西方价值体系套用于中国古代语境，或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呈现存在局限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些问题也反映了在当前中华文化叙事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部分创作者由于长期接受西方评价体系下的艺术教育，导致其与广大观众的观念存在一定差异。

　　再以《大秦赋》为例，作为历史小说中的顶级流量作品《大秦帝国》的改编剧，暂且不论其原著历史观所引发的争议，单从剧中表现来看，焚书坑儒、苛刑峻法等情节被弱化甚至消解，秦始皇的严苛暴虐被重塑成构建宏图伟业的无奈之举，此类处理比比皆是。剧中还多次借角色之口，发表“庶民与贵族无别”“天下当以百姓为重”等现代言论，这与战国时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严重不符。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中心指出，秦国法律竹简(如《睡虎地秦简》)明确记载，战国时期“士庶之别”仍是社会基础观念，剧作将现代价值观强加于古人，且混淆了战国时期法家的平等观(法律面前有限平等)与现代平等观，属于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又如《人生若如初见》颠覆了历史人物评价体系。该剧将良弼塑造成理想主义改革者，而将革命者吴天刻画为“渣男”，试图以人性解剖解构历史人物，结果却导致“史观歪楼”。

　　历史剧的审美重构：在史实与艺术之间探寻意义世界

　　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指出，艺术表述的不是现实的现实性，而是它所表示的一种意义。笔者认同历史题材影视剧是基于历史真实进行艺术虚构的创作产物，其核心价值在于表达历史的内在意义，而非简单复制历史事实。本质上，这类影视剧属于艺术表现形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海德格尔也曾提出，历史的意义需要通过艺术作品构建一个“世界”来得以显现，这意味着历史剧首先必须具备艺术性，才能实现其历史性的表达。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的演进和阐释社群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剧不仅是一种娱乐产品，还肩负着传递历史智慧、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使命。当前，围绕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学术争议和舆情风波，实际上是文化转型背景下历史叙事权重新分配的缩影。这一现象揭示了大众文化产品在娱乐消费、知识传播与价值导向之间不断摇摆的复杂形势。

　　重构历史剧中的历史逻辑，需遵循“史实为骨、艺术为肉、精神为魂”的创作理念。这一重构的核心在于寻找“史学的求真意志”与“艺术的审美自由”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同时也是构建中华文明传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关键契合点之一。当影视剧创作能在事实层面坚守底线，在逻辑层面展开想象，在价值层面贯通古今时，方能确保历史题材作品既成为“时代的镜子”，又不致沦为“历史的哈哈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