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大学风头超过“清北复交”了吗

　　656分！今年首次招生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日前公布投档分数线，仅低于浙江大学2分，位居浙江省高校第二，被网友辣评“出道即巅峰”。要知道，今年6月30日是浙江考生高考志愿填报截止日，且直到此前10天，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才发布设置这所民办普通本科学校的通知，但依旧没有影响考生报考的热情。

　　不只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在今年高招中，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招生成绩让人弹眼落睛。今年首次招生的福耀科技大学和大湾区大学录取分数线不输传统985高校，甚至直逼C9（九校联盟）。

　　这些学校为何能赢得招生“开门红”？是否会改变高等教育格局？又会给高教界带来哪些改变？为此，记者采访了高教专家。

　　新型研究型大学“风头”来自“明星效应”？

　　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短短2年间，已有包括深圳理工大学、康复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至少5所新型研究型大学获批。“高起点、小而精、国际化”是这些学校身上的共同标签。从今年的招生成绩来看，上述高校势头强劲，尤其受到高分段考生青睐。

　　福耀科技大学今年在江西、广西、湖南的本科批最低投档分数线比肩诸多“双一流”高校。例如，该校在江西的最低投档线是617分，最低位次是省内4400名，高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类的多组投档分数线。西湖大学今年首次走出浙江招生，该校在河南和重庆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分别达到674分和669分，其中河南多名考生以685分以上高分入围。再看南方科技大学，该校201专业组今年在广东省的投档分数或排名，也高于南开大学、同济大学等多所老牌名校的部分专业组。

　　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风头”已经盖过部分传统985高校了？对此，多位高教专家坦言，部分高校首次招生成绩的确高于预期，但并不能简单从分数线评判院校的高下。“对综合型高校而言，招的人越多，‘尾巴’拖得越远，分数线越低。更何况，部分冷门专业也会影响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直言，对正处招生首年的新大学来说，往往通过宣传“名师+名校长”的方式“打广告”，用“明星效应”吸引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不过，做品牌归做品牌，高校终究还是要靠人才培养质量说话。”

　　优选“潜力股”新学校，考生报考逻辑是什么？

　　抛开广告效应和明星光环，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何能够精准击中高分考生和家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虹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这类学校有“后发优势”，专业布局更贴合城市产业需求；二是从新组建的师资队伍来看，呈现出“更优的师资及生师比”；三是有更明确的升学和就业渠道。

　　今年是刘虹首次深度参与本科招生工作，她直观感受到，考生及家长最关心的还是大学毕业后的出口端情况，简言之，即考生走科研道路能否保障本博贯通，毕业后求职能否确保优先录用。在刘虹看来，这种就业导向的志愿填报思维今年愈发普遍。而客观地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大多聚焦新工科建设，与所在城市产业亟需和结构升级方向严密契合，为区域经济和城市产业升级提供学科支撑和人才引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的产业升级需求，为这些学校提供天然的科研场景和就业市场。例如，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瞄准AI、集成电路等“卡脖子”领域；▼ 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依托大湾区大学布局智能制造专业，直接服务华为、大疆等企业的研发需求。

　　刘虹谈到，正因学科紧贴产业落子，这些高校更易受到政府部门的资金扶持和专项科研计划的倾斜，保证了专业的快速发展。比如，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均于2022年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这些成功案例也为后续新型研究型高校的获批和招生带来了首轮效应。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师资、升学和就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比如，大湾区大学由世界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前副校长田刚领衔，首届80名本科生享受3∶1的师生比，堪称“VIP级教学待遇”。福耀科技大学实行本硕博贯通培养，26岁可拿博士学位，本科获境外名校双学位，“玻璃大王”曹德旺的产业资源，成为考生和家长的“定心丸”。

　　“值得一提的是，新型研究型高校往往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个性化定制、学科交叉的程度、本科生参与科研的比例和深度以及评价体系等改革方面步子更大，更易轻装上阵。”刘虹认为，这些也都是部分传统高校不具备的优势。这也是越来越多有志于研究前沿科技的高分考生，优选“潜力股”新大学，也不愿去中游“双一流”高校的原因。

　　考生、高校和城市，都在重新定位？

　　在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看来，包括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在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可被视为“第四代大学”。这些大学的本质是打破传统边界，以颠覆性理念重构知识生产模式，以科技赋能重塑教育生态。随着这些学校在报考中大热，有人提出，在这场变局中，考生、高校、城市都在重新定位，这些“后起之秀”将对高校版图进行“重新洗牌”。对此，多位学者认为，虽然这些大学的冲击力目前还未达到真正的“洗牌”程度，但“鲶鱼效应”势必会影响着高校的结构性分化。

　　有研究表明，受到学龄人口的波峰影响，到2042年，即使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00%，年招生数也将减少395万，如果按照每校招生5000人计算，那么将有790所高校因招不到学生而被迫关闭。

　　“高校不能继续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刘虹说，可以想见，未来高校的结构分化将会加快，传统的金字塔型布局将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马臻同样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会倒逼更多处于中部和尾部的高校努力提高学生培养水准以及社会美誉度。

　　“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为进一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传统研究型大学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蔡三发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并非仅指新建大学，传统大学也可转型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其中，加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学科交叉等都是顺势之举。他观察到，在建设与发展进程中，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逐渐呈现“穿新鞋走老路”态势，如何可持续发展依旧是教育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大学，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范式，也不会只保持一种发展形态，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提升培养质量，形成‘新’的运行机制，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蔡三发说。

责任编辑：郑容